基督教不是不讲德性，而是要在对上帝之信仰的前提下重新安排德性。但是在“罗马式自杀”这个关节点上，德性和信仰是无法调和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为了德性的缘故放弃生命，要么为了信仰的缘故放弃德性。基督教对自杀的坚决否定，实际上体现了信仰对德性的超越。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有人为了信仰而死，那又如何呢？正如约翰多恩指出的，受到良心驱使的自杀未尝不是荣耀上帝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仅剩的唯一方法。然而即便对自己的论证颇具信心，约翰多恩也迟迟不敢出版那本赞同自杀的书。自杀并不必然是罪（sin），因为人生在世总可能遭遇一种绝境，只有死亡能够保护灵魂的高贵；然而自杀却必须是一种罪行（crime），否则，这种对德性的追求就会让现代政治无法承受。

“活着”成为现代政治的底线，和保存身体是灵魂得救的底线一样，究其根本还是根源于信仰和德性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一方面继承了身体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从灵魂事务中彻底抽身而出，成为仅仅能够关照“秩序与安全”的法律结构。政治的这一下降史，不是要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讲起么？现代西方对自杀问题的讨论，终究还是在基督教逻辑的内部绕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