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真沉。我不是石头做的，可是我不近人情，原谅我吧你们。哈姆雷特称赞拉尔提斯是一颗明亮的星星，而自己是那星星背后的黑暗。他谦虚么？一点都不。一颗星星怎么和浩瀚的宇宙相比？黑暗才是最伟大的，总有一天吞噬我们所有人。这是真正的绝望：你心中的真理敌不过你自己。

1，天赋就是责任
2，爱惜才华
3，节制思考

帮丁茂邮出他的爱琴，连洗两个凉水澡，再出尔反尔地抽一根烟，终于静下心来看了这部《伏尔泰的错误》。美丽的故事，凄凉的故事。生命是个礼物，不管结局如何悲伤如何遗憾，至少有过狂欢，有过热烈的爱情。



那么多色彩斑斓的画面，我还是对夜里的面孔最着迷。安静吧，巴黎。

收到第三封信，这次署了名字，感觉不那么陌生了。

送走花伦。我想写下点什么，但是发生在这三天的事情太难用语言表达了。时间飞逝，一年不到三次的相聚见证我们的成长。精疲力竭地躺下，酒精和hush不肯放过我的大脑，回忆长久地停留在浑厚的噪音墙中。被包围着，听不见自己的喊叫；我看见我们的生命在一起燃烧。

陪丁茂和汪汪逛街的时候也很开心，一点都没有觉得无聊。汪汪说我没情趣。她说得对，只是我想要的我都有了。其实潜意识里，也许我知道为什么要跟着他们跑下天桥，为什么丁茂叫我上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学校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他们不知道我这个学究也有情感细腻的一面，这样也好。秋天的摩登音乐节之前，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完成。明天就开始吧！这三天给我带来的力量足够支撑整个下半年的，而且，除了回忆还有期待。北京的夏天已经全面降临，来吧！凉水澡和爽朗的夜风！

“相似的事物很多，让这些事物得以存在的因素却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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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雷了，雷声低缓沉闷，没有闪光。他们的木头房子外面是海，在雷声的间隔中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依稀可辨，远远传来已经变得模糊而细碎。他们睡不着，于是干脆爬起来，背对着床坐在窗台上。风把海滩的沙子和海水的腥味吹进他们的头发。

突然间，一种强烈的讲述的冲动开始在他的内部汹涌，像漂浮在天空东边的那些载满雷电的巨大乌云一样。他想要说些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其实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说些什么。他开始在头脑中搜寻，一边想：讲述的冲动应该比被讲述的事件来得更为原始，或者说，是一种讲述的冲动在寻找能够满足自己的材料， 而不是相反，一个事件寻求让自己为人所知的方式。他开始悉数列举和她有关的回忆、幻想以及最近做的几个梦。他对比梦中的她和身边的她，梦中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并且仔细回忆梦境的情节，很快便乐在其中，以至于忘记了讲述的冲动本身。他通常就是这样开始沉默的。但沉默只是个表象，他从未真正的清净下来，他只是把翻腾的话语的乌云保持在心灵内部。即使在他默默无语地看着她的眼睛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和自己的交谈。而在这种时候她通常真的什么都没有想，头脑空空如也，内心平静如群山环抱中的湖泊。

东边的乌云向他们的头顶缓缓移动。夜空深蓝色的部分在逐渐减少，星星在逐个消失。他们都知道这是夜晚的寂静时分，同时也是他们之间的寂静时分。乌云终于抵达木房子上空，但没有什么打破这种点缀着雷声和海浪声的寂静，倒是香烟的味道打断了他和自己的交谈。

他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但是她已经抽了很多根了。她抽烟的样子总是让他想起自己的一篇未写完的小说。他写了一个身患绝症的男人和一个不得志的女画家相爱并且双双自杀的故事。这个荒诞的故事和爱情无关，他想用它来表达一种面对生活和死亡的态度。通过把生命的一种极端的结局尽量书写得合乎情理，他想要说的是：他们的选择和每个人所做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男主人公的绝症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但哪个人又不是身怀绝症的呢？死亡是我们共同的绝症，每个人都在找一个方式活着，同时找一个方法去死。女画家曾为艺术而活着，像梵高一样，由于毫不妥协地忠实于自己的灵感和表达方式而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可。

他们相遇，他喜欢她的画，从中识别出自己日夜面对死亡的体会，而她疯狂地爱上了他，并且一度在爱情中找到生活的勇气。她心想，梵高的悲剧在于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而他的出现使她幸运地摆脱了孤独斗争的局面，和最终被现实击溃的结局。当然，这种信念在她得知了他的生命处境之后立刻全盘崩塌了，强大的死亡轻而易举地把她的命运转折点化为乌有。然而，她拒绝接受这种荒谬的无常，决定主动采取行动以对抗命运的玩笑。她的答案是死亡。既然死亡总有一天要到来，为什么不是现在？既然生命中总会有最后的事件，为什么不让这段爱情成为生命的结局？生命不在于长短，也不在于质量，而在于是否完满。她相信这个选择会让她的生命成为完满的。

绝症病人极力反对她的计划，像所有面临死亡的人一样，他越是无法活下去，就越是懂得生命的可贵，对他来说自杀是最可耻的行为。而且，她的决定让他看到了她对他的爱，也让他在强烈的感动中爱上了她。而这更加坚定了他劝阻她的决心。他们持久地论战僵持不下，但最终，她利用他对孤独的恐惧说服了他。她告诉他，如 果他们没有双双自杀的话，那么他将孤独地死去，而她也将孤独地活着。他一直以为自己惧怕死亡，这才发现，实际上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孤独。如果死亡不是孤独的，那 么死亡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可是他仍然希望她活着，即使是孤独地活着。可是她坚决地说：“事到如今，死亡比生活更能令我幸福。”于是，他终于无从反驳了。

小说没有写完。如果写下去的话，他多半不会让女画家真的死去。他会安排一个小小的失误以便让她幸运地活下来。毕竟在任何故事中，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为一切事情做出总结。他想用她的一副画来为整个故事做出总结，浮现在他脑海中的第一个意象是女画家独自抽烟的画面。女画家独自抽烟，然后拿起画笔把自己抽烟的样子画了下来。女画家和绝症病人的相遇就是因为类似的一幅画而导致的：他在咖啡馆独自坐着，她偷偷地画下了他抽烟的样子。

而现在，他身边这个一根接着一根不停抽烟的女人让他想起了他的女画家。乌云已经开始离开这片海滩的天空了，但没有一滴雨水落下来，闷雷倒是一直低缓地响着。夜空又露出了深蓝的颜色，他仰着头，试图看清楚北斗七星星座中最暗的那一颗。刮风了，他喜欢海水的气味以及潮湿的沙子落在皮肤上的感觉，这些沙子像冰粒一样凉。夜晚的海水应该是温暖的，并且比白天干净。如果不是害怕深夜里漂浮在浅海区的水母，他现在就想到海里去，把身体浸泡在和夜空呈一色的海水中。正当他开始想象海水的温度和任凭身体被波浪摆布的颠簸感觉的时候，她的手轻轻掠过他的肩膀，然后顺着脊骨缓慢地爬上他的脖子。细腻的沙子在手掌和脊背的皮肤 之间滚动，轻微的搔痒令他们禁不住发出小孩子般的笑声。笑声打破了寂静，在深蓝色的天幕和稀微的星光下面，他们像两根线条一样相互缠绕起来。

他希望自己是一根黑色的线条，这样可以随时随刻、不知不觉地消失在夜色中。

* *

1+2+4=7，代表真理。我说6+1也一样。可你说不，你宁愿6-1=5，代表自由。
那么好吧，我追求真理，你追求自由。

谢谢你为我和小鱼写的字。虽然我和她还是分开了，但是真正的快乐，一瞬间就够了。如果将来写完了这篇《木头房子》，我就把它送给你。我前天的小小心愿实现了：今天是个晴天。趁我运气这么好，祝你永远自由吧。

漫游者的故事：
有一天，两个漫游者在旷野相遇，其中一个说：“让我们相互陪伴，共同上路吧。”另一个却回答：“不，让我们继续各自的孤独旅程。”

“没有音乐的生活完全是一个错误，一场幸苦，一次流亡。”

普通人注定只是一个法律的消费者，对法律的神秘与强大满怀敬意，只能徘徊在法律的门口，不得而入。——李猛

这句引文出自李猛老师研究韦伯和英国法的文章，其语境是在讲“韦伯困境”的一个面向：面对科层制和例行化政治的“社会理性化”和承负着个人自由的“伦理理性化”的尖锐冲突，在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律机器）和“实质理性化”（庇护型国家的控制工具）的两难选择之间，韦伯最终倾向于“形式理性化”的道路而非“实质理性化”的方案。然而，正如这句引文所言，法律“形式理性化”的极端后果，就是脱离了生活的伦理内容、容不下个体自由的“紧闭的法律大门”。

与韦伯同时代的卡夫卡，也特别喜欢“法律大门”这个意象。不仅有《在法的门前》这样的短篇，而且宽泛地讲，卡夫卡的所有写作都和“紧闭的法律大门”有关；他实则以文学的方式极度放大了所谓的“韦伯困境”，将科层制世界的非人化结构和现代人的自由丧失暴露无遗。以文学家意象化思维的敏感，卡夫卡触及到了“韦伯困境”的更深处：科层制的形式化成为生活本身的全面形式化，并且内化为人的意识结构的形式化。内在和外在的现实都变成了机器，而“机器中的幽灵”除了荒谬之外别无其他。韦伯的两难选择在于，无论是形式化的科层制，还是克里斯玛式的实质化，最终都会导致“奴役的铁笼”；而对于卡夫卡来说，无论是对外在世界的观察，还是对内在意识的挖掘，都无法提供任何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存在本身成为“铁板一块”。

相对于形式理性化的空洞，韦伯更害怕俾斯麦式的“坏克里斯玛”；而卡夫卡的诸多作品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刻画出了韦伯心中的梦魇，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在流放地》。韦伯和卡夫卡都死于20年代，韦伯还算寿终正寝，而如果卡夫卡没有不幸早逝的话，那么十年后的欧洲就会全面印证这两位绝望的思考者的预言。对卡夫卡来说，一战到二战之间的时代乃是科层制和形式理性的全面渗透时期，主要的问题仍然集中在形式理性化的危险，或者说“紧闭的法律大门”。突出的证据就是，卡夫卡笔下所有的“坏克里斯玛”其实都受制于某种更坏的非人格结构。然而就在他逝世之后，形式理性化的空洞遭到一股强势的实质化反弹：希特勒的上台和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乃是历史对韦伯梦魇的现实例证。

因此，韦伯困境的两难是一种绝望的两难：要么是“工具化和例行化的政治”，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完美地阐释了人在这种政治中的可悲处境；要么是以领袖克里斯玛为核心的“危机化或浪漫化的政治”，纳粹主义例证了这种政治的灾难性后果。法西斯恐怖当然早已过去，然而科层制的力量仍然主宰着现实（至少是西方的现实）。而我们东方的困境恰恰在于：在一种伪形式化的科层制的遮掩下，其实质却是（略去关键词）。正如李猛所说：“我们在今天所能守护的希望，和韦伯当年一样，并不比绝望更多”。

锂在去富士山的路上拍到的。苍穹下，电线杆独自守护着，荒凉的田野随风拂动。

“我站在电车的底板上，想到我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城市、在我家里的地位，我感到非常茫然。……我根本不能为我的作为辩护：我为什么站在电车上，抓住车上的这个环，让这辆车载着我走，为什么街上的人给这辆车让路，或者不声不响地走路，或者在商店橱窗前停留——”

对于这些“为什么”，卡夫卡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如今我也站在地铁列车的底板上，抓住车上的一个环，任凭隧道墙壁上的广告牌呼啸而过。

春末夏初，天气的变化让人一天天浮躁起来，我发现我在迫切等待着这个夏天。

五一的时候花伦要来，朱明康说他们又做了四首新歌，要我准备好接受惊喜。刘嘉离队了，他是乐队中唯一能喝酒的人，今后怕是很难再有机会一起喝酒了。武汉的夏天，华科的树木，突入其来的磅礴大雨，还有始终保持40度高温的VOX酒吧，这些在我心里渐渐模糊起来，总有一天要彻底消失掉。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四年以前，来北京的第一个夏天，我第一次在城市头顶发现布满星星的夜空，第一次知道skyline的确切含义，也第一次发现和人交流的巨大困难。我几乎是靠音乐、电影和散步来度日的，我怎么能生活得那么孤独呢？那时候上课也不吸引我，我甚至讨厌读书，对一切能够用语言表达的都缺乏信任，把维特根斯坦的话记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那时候看了很多电影，还拍了很多照片，现在，那些流动的画面，和散步时听的音乐一起，倒是真的成为某种不可言说的记忆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难表达那段时间究竟给我留下了些什么：在夏日深夜中独自看见的事物，迈着沉默的步子走过的路。

而现在我有了很多朋友，也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有些朋友一年就见两三次，交换几本书和几张电影，不知不觉，好几年的时光就这样匆匆过去。“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每当有人这样说，追忆中不经意的默契便印证了我们共同成长的痕迹。又快到夏天了，而现在的我越来越相信，没有经过交谈的真理不是真理，只有一个人看见过的事物没有意义。像一股从阴森森的地下涌流出来的泉水，终于汇入了宽阔的河流，在阳光下闪亮起来。它不再担心失去自己，于是获得了仅凭自己永远也无法获得的东西。

“属于你的时间非常之短，如果你失去一秒钟，你就已经失去了你整个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会更长久，它总是恰如你失去的时间一般长。”

“一匹马无论变成人也好，变成昆虫也好，它的本质都是同样地遭到毁灭了”。 ——斯宾诺莎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伤害你”，他说，“如果我的话让你痛苦，那么并不是我要伤害你，而是世界要伤害你。我只是原原本本地向你说明世界是什么样子：世界是一支鲜艳的花朵，它过于鲜艳，以至于凡是见过它的人无不认定它是有毒的。然而它并没有毒，它只是鲜艳而已；正如毒蘑菇的鲜艳是一种致命的真理，它的无毒的鲜艳是一个诱人的谎言。利用对恶的恐惧，它欺骗那些渴望追求善的人们，使他们退却。这时候你一定想到了那个古老的寓言：生活像一座悬崖，人站在悬崖的边缘，面对一架年久失修、据说一踩上去就会崩塌的木桥；虽然幸福就在对岸，可是人不敢前进。这是一则老掉牙的寓言，它已经完全无力面对我们今天的状况了，因为就我们的处境而言，真正的幸福恰恰不在对岸，而在那深深的悬崖之下的溪流、石头和沙地之中；人只有无畏地跳上木桥，同腐朽的木块、松动的绳索一起坠落下去，才可能获得他的幸福。当然，人最终无法获得这种幸福，因为害怕上桥，他甚至无法获得对岸的虚假的幸福。不过话说回来，谁也不敢保证悬崖之下真有一条小溪；正如谁也不敢保证鲜艳的花朵不会置人于死地。死于花朵之鲜艳（仅仅是鲜艳）的人不是远远多于死于真正的毒汁的人吗？”

他光着背坐在床边抽烟，因为经常低头，颈部的脊柱骨突起很高。尽管身后仍然隐约传来断断续续的抽噎声，但是他强迫自己封闭起耳朵，专注于思考一个特别复杂、和他的生活毫无关联的问题。他决定在理出一点头绪之前决不拉开窗帘。可是窗户并没有关严，窗帘被风吹开一道缝隙，溜进来的一缕阳光随着帘布的摆动跳跃着，于黑暗中捕捉那些缭绕的烟雾。他的思绪被打乱，透过窗帘的缝隙，漠然地望着一棵瘦弱的、在风中不停抖动的树。

正是这时候，他感到一只冰凉的手指沿着自己裸露的脊柱缓缓上爬，最后停在颈部最突出的那个部位，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身后的抽噎声终于平息了。

Everyone carries a room about inside them. This fact can even be proved by means of the sense of hearing. If someone walks fast and one pricks up one's ears and listens, say at night, when everything round about is quiet, one hears, for instance, the rattling of a mirror not quite firmly fastened to the wall.

For I feel his soul and mine to be one soul in two bodies and looked on life with horror, because I did not wish to live as only half myself: and so it may well be that I feared death, lest, in dying, I should bring about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that man I loved so much.

格里高尔是个旅行推销员。他整日整夜地工作，挣钱，养活父母和妹妹。他没有结婚，看样子家里的情况根本容不得他这方面的考虑。他很节俭，很快就能攒足一笔钱供妹妹去上艺术学院了。妹妹喜欢小提琴，可是家里一直没钱送她去学。格里高尔准备在圣诞节的时候宣布这个好消息，这是他变成甲虫之前最大的心愿。

爱德华是个坐办公室的职员，格里高尔生前最羡慕的就是这种人了，因为他们不用四处奔波。爱德华唯一的一次被迫的旅行，是去乡下见他的未婚妻，筹备他的婚礼。他正值放假，因此自由自在，丝毫不害怕会迟到。爱德华慢悠悠的步伐，以及对途中景致的细腻观察和思考，和格里高尔床头那个让他胆战心惊的闹钟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走在路上的爱德华突然觉得累了。他觉得这次旅行毁了他的假期，闷闷不乐，甚至连婚礼也不放在眼里了。他用这种想象来安慰自己：

“我连自己去乡下都不需要，这没有必要。我只派遣我的穿上了衣服的躯体。如果说这个躯体摇摇晃晃走出我的房门的话，那么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只表示这躯体的虚无。这躯体跌跌撞撞地下楼，这躯体呜咽着坐车去乡下，这躯体哭泣着在那里吃晚餐，这也都不是心情激动。因为我，我这时躺在我的床上，平展展地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开着的窗户透进来的小风吹着。”

接着，他突发奇想，暴露了他和格里高尔之间、格里高尔和卡夫卡之间，也许更是他和卡夫卡之间的全部秘密：

“我相信我在床上躺着时有着一只大甲虫的、一只鹿角虫的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