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注定只是一个法律的消费者，对法律的神秘与强大满怀敬意，只能徘徊在法律的门口，不得而入。——李猛

这句引文出自李猛老师研究韦伯和英国法的文章，其语境是在讲“韦伯困境”的一个面向：面对科层制和例行化政治的“社会理性化”和承负着个人自由的“伦理理性化”的尖锐冲突，在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律机器）和“实质理性化”（庇护型国家的控制工具）的两难选择之间，韦伯最终倾向于“形式理性化”的道路而非“实质理性化”的方案。然而，正如这句引文所言，法律“形式理性化”的极端后果，就是脱离了生活的伦理内容、容不下个体自由的“紧闭的法律大门”。

与韦伯同时代的卡夫卡，也特别喜欢“法律大门”这个意象。不仅有《在法的门前》这样的短篇，而且宽泛地讲，卡夫卡的所有写作都和“紧闭的法律大门”有关；他实则以文学的方式极度放大了所谓的“韦伯困境”，将科层制世界的非人化结构和现代人的自由丧失暴露无遗。以文学家意象化思维的敏感，卡夫卡触及到了“韦伯困境”的更深处：科层制的形式化成为生活本身的全面形式化，并且内化为人的意识结构的形式化。内在和外在的现实都变成了机器，而“机器中的幽灵”除了荒谬之外别无其他。韦伯的两难选择在于，无论是形式化的科层制，还是克里斯玛式的实质化，最终都会导致“奴役的铁笼”；而对于卡夫卡来说，无论是对外在世界的观察，还是对内在意识的挖掘，都无法提供任何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存在本身成为“铁板一块”。

相对于形式理性化的空洞，韦伯更害怕俾斯麦式的“坏克里斯玛”；而卡夫卡的诸多作品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刻画出了韦伯心中的梦魇，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在流放地》。韦伯和卡夫卡都死于20年代，韦伯还算寿终正寝，而如果卡夫卡没有不幸早逝的话，那么十年后的欧洲就会全面印证这两位绝望的思考者的预言。对卡夫卡来说，一战到二战之间的时代乃是科层制和形式理性的全面渗透时期，主要的问题仍然集中在形式理性化的危险，或者说“紧闭的法律大门”。突出的证据就是，卡夫卡笔下所有的“坏克里斯玛”其实都受制于某种更坏的非人格结构。然而就在他逝世之后，形式理性化的空洞遭到一股强势的实质化反弹：希特勒的上台和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乃是历史对韦伯梦魇的现实例证。

因此，韦伯困境的两难是一种绝望的两难：要么是“工具化和例行化的政治”，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完美地阐释了人在这种政治中的可悲处境；要么是以领袖克里斯玛为核心的“危机化或浪漫化的政治”，纳粹主义例证了这种政治的灾难性后果。法西斯恐怖当然早已过去，然而科层制的力量仍然主宰着现实（至少是西方的现实）。而我们东方的困境恰恰在于：在一种伪形式化的科层制的遮掩下，其实质却是（略去关键词）。正如李猛所说：“我们在今天所能守护的希望，和韦伯当年一样，并不比绝望更多”。